嘉宾介绍

贺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原主任、二级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2006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先秦考古与中华文明起源。主持和参与发掘大型古文化遗址、古墓群20余处，其中主持发掘的洪江市高庙遗址和参与发掘的澧县城头山遗址、龙山里耶遗址均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代表性论文有《高庙遗址的发掘与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高庙遗址出土白陶概论》《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出版专著《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出版合著《洪江高庙》（全四册）等。

（怀化日报社总编辑周依琴（左）专访高庙文化考古专家贺刚研究员。怀化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仕光 摄）

高庙遗址，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滔滔沅水在雪峰山麓一个叫落里坡的尖岬处拐过一道弯，沿安江镇隔江相望的巨大山体切割出一处笔立江面十余米的水边台地，被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高庙遗址就静卧在这里。以该遗址命名的高庙文化，集中展现了距今7800～6600年间中国史前文化前所未见的绚丽画卷，绽放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缕曙光。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探寻怀化特有的历史文化魅力，6月27日，怀化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周依琴专门采访了高庙遗址发掘的权威专家贺刚教授。

高庙遗址历经三次发掘，吹尽狂沙始得金

周依琴：6月26日，怀化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高庙遗址保护利用的决定》。自此，高庙遗址保护利用步入法治化轨道。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高庙遗址考古发掘的主持专家贺刚研究员。贺刚教授，您好！时间过得真快，现在离高庙遗址的最初发掘转眼已经过去32年了。我们知道您长期以来在沅水中上游区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为我省乃至全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特就高庙遗址发掘工作向您做个专访。

首先想请您谈一谈为什么一直专注于沅水中上游区域的考古工作？

贺刚：好的。谢谢您的提问！1983年，我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部工作。这个考古部在1986年底与湖南省博物馆分了家，成立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此后我一直在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湖南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很不平衡，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洞庭湖区，所以在那里发掘了好几处史前遗址。湘西沅水流域是山区，自然条件远不及洞庭湖平原，当时人手本来就少，所以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工作，这里的史前考古还是一片空白。

我想，史前人类往往从山地向平地迁徙，总会在山区留下一些活动的痕迹。我希望能在犹如一张白纸的沅水流域发现一些东西，建立此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因此决意来这里工作。1984年，我主持发掘了中方高坎垅遗址，了解到这里有与洞庭湖区相近的屈家岭文化遗存。1985年，全省组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新晃大桥溪等几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存，以及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我信心更足了，对当初的判断更为坚定。在此基础上，1988年至1990年，主持发掘靖州斗篷坡遗址。1989年到1990年复查洪江市高庙遗址，在一户村民老屋场后面的土坎上发现了一些陶片和烧土，然后原地下钻，发现地下还有近两米的文化堆积层，不仅有大量的螺壳，陶片的特征也与上部地层不一样，确定它是一处文化层堆积很厚的贝丘遗址，这就为后来发掘高庙遗址奠定了基础。

周依琴：请您具体介绍一下高庙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发掘概况？

贺刚：好的。咱们先谈高庙遗址的发现。它包括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它最先于1985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第二个环节是，1988年3月我和怀化市文物处的向开旺等同志对其进行复查；第三个环节是，1990年6月，我再次对其进行复查和局部钻探，初步了解遗址的堆积情况，以此作为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发掘项目的依据。

（高庙遗址2005年考古现场）

高庙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都是由我主持的。第一次发掘是在1991年，后来于2004、2005年相继进行了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近1700平方米。

该遗址文化层的最大堆积厚度达7米多，主体遗存属新石器时代，划分为高庙下层遗存和高庙上层遗存；另残存有少量的东周时代和明清时期遗存。

（高庙文化的白陶簋底獠牙兽面图案）

高庙下层遗存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特征鲜明，被命名为高庙文化。已清理的重要遗迹包括大型祭坛、房址、窖穴和墓葬等。出土遗物包括迄今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大量的水陆生动物（包括堆积如山的螺壳，也称贝丘）遗骸和各类人工物品。部分陶器上装饰有神秘精美的古老宗教艺术图像，以及反映高庙文化先民对天文、历法、美术构图等认知的图像，无论其主题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均堪称中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想宝库，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高庙上层遗存含括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其中前者出土有部落首领夫妻合葬墓、平民墓，以及大量房屋建筑基址等遗迹和丰富的动物遗存与人工制品，是高庙下层遗存的演变和延续，与洞庭湖区的同期遗存平行发展；后者主要为墓葬，其遗存特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介入。

东周和明清时期遗存已被破坏，只残存少量的房基和灰坑。

周依琴：高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动物骨骼和贝丘，反映了远古先民当时怎样的生活状态？积留这么多的贝丘需要经过多少年？

贺刚：高庙遗址中出土的那些动物骨骼和贝丘都是曾经在此生活的远古先民留下的，准确地讲，它们属于生活垃圾，是古人食用以后丢弃的。那些贝丘的堆积共经历了2300多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其中第一个时间段是从距今7800～6600年，有1200年左右的时间，属高庙文化先民的遗存；第二个时间段是从距今6300～5200年，有1100年左右的时间，分别属高庙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先民的遗存。

在距今7400年前的高庙文化中期文化层中还发现了碳化稻谷粒，并在高庙先民的石器上发现了薏米的淀粉粒、莲子，这反映了当时民众的食物来源，采集和渔猎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洪江市安江盆地属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宜水稻生长，而袁隆平院士在安江研究培育出杂交水稻，这个也是有渊源的。

（高庙文化的白陶罐凤鸟图案）

高庙遗址出土物中还有重要的反映当时人类生产、生活、审美意识、风俗习惯和精神信仰的各类人工制品如石器、骨蚌器、玉器、陶器，以及如房址、祭坛、墓葬和灰坑等各类遗迹。其中，有少量象牙雕石、骨簪、骨牌等漂亮的艺术品。

高庙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追溯中的重要意义

周依琴：教授，从您刚才对高庙遗址发掘的情况获知，高庙文化的年代上限为距今7800年。我们知道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6800年，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良渚文化可早到距今约5300年。这是不是意味着高庙文化的发现，对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呢？

贺刚：是的，您说得对，高庙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史上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所处的年代久远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其所反映的高庙文化先民的诸多初创与发明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元素，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它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高庙文化的白陶簋底部太阳图案）

重要意义一：高庙文化先民创烧了我国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年代上限已达距今约7700年，证实沅水中上游区域是我国白陶的始源地，而且，陶器上装饰有大量的图案，是精美的工艺艺术品。

重要意义二：高庙文化先民已具有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认知。在部分陶器的太阳图像周围刻画有写实的圜形天体。在八角星图像的外围亦装饰有圜形天体，其内则刻画有表示大地的四方图形。

重要意义三：高庙文化先民发明了我国年代最为古老的太阳历。反映它的实物是在陶器上装饰的八角星图像，它是原始日晷的表征，是用立杆测影的方式来确定太阳运行的周年规律。学术界对它的认知已基本一致。这种图像在洞庭湖区、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均有发现，但时代均较晚。

重要意义四：高庙文化先民创造了最早最神奇的八角星图像，将这个八角星符号与后来的八卦空间模型对照看，可以确定与后来出现的河图、洛书、易经八卦都有关系，其影响经沅水到洞庭湖、到安徽、到山东、到辽东半岛，差不多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重要意义五：高庙文化先民初创了中国年代最为古老的神灵体系，这个神灵体系被后世诸多考古学文化传承，且代代相续。陶器上流行以太阳、凤鸟、高山、流水等为主题的宗教艺术图像是其实证。

重要意义六：高庙文化先民初创了古神话传说。在高庙文化陶器上装饰有供神灵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和高山图像，其含意与《山海经》所录情形相契合，表明高庙文化先民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母本的原创者，典型图像是多件白陶罐上的祭仪图。

重要意义七：高庙文化先民初创了我国年代最为古老的数理法则。典型物像是八角星图案（西汉《周髀算经》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后世勾股定理之祖）。

重要意义八：高庙文化先民初创了我国年代最为古老的诸多艺术构图法则。体现为陶器装饰图案中出现的二方连续、对称等分、对半拆分、带状层叠和二元复合等各种规范的构图技法。表明高庙文化先民掀起了中华史前艺术的第一波浪潮，由此奠定了东亚传统美学的基础。

（高庙遗址出土的部落首领玉钺）

概言之，高庙文化先民的诸多初创和发明，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它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上古人类聪明才智的想象，无疑是研究中华上古人类思想史、艺术史、自然科学史起源和发展弥足珍贵的宝库，对我们重新认知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发源与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诸多迹象表明，以沅水流域为中心的高庙文化分布区，很可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周依琴：您总结得很精辟。高庙遗址出土的文物资料已整理完成了吗？该遗址今后还要进行考古发掘吗？

贺刚：高庙遗址已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所有考古发掘资料均已完成整理，并于2022年出版了《洪江高庙》（全四册）发掘报告，全书420多万字。从第一次发掘到最后整理出版发掘报告，前后达三十余年。高庙遗址的文化内涵已经基本清楚了，如无特别需要，通常不会再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当然，如果对遗址进行开发利用，需要在局部展示地层剖面等场景，也是可以申请进行小规模发掘的，但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

怀化旅游“金三角”就是史前“文化发达地区”

周依琴：您对怀化、对高庙付出的心血、作出的贡献真的令人感动、令人敬佩。现在怀化正在打造以安江杂交水稻文化公园、洪江古商城和黔阳古城为坐标的旅游“金三角”，将把高庙文化遗址作为一个标志性景区来开发，目前已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大遗址保护”项目，建设高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高庙文化博物馆，让更多人铭记中华文明史上这段辉煌历史。对此，您怎么看？

（贺刚教授重访高庙遗址）

贺刚：怀化要打造以安江杂交水稻文化公园、洪江古商城和黔阳古城为坐标的旅游“金三角”，这是非常好的一项重大决定。我认为安江盆地是这个“金三角”的龙头。在这里建设高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高庙文化博物馆，是用文化为旅游铸魂，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现在大家很羡慕东南沿海的文化经济发达，殊不知我们沅水流域在距今约7800年的远古时代就是文化很发达的地区，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得把高庙文化这块闪光的品牌高高树起来，充分显现怀化旅游“金三角”的文化底蕴，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的文化自信。

周依琴：但就目前而言，在旅游“金三角”发展版图上，“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的安江杂交水稻文化公园，“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的洪江古商城，以及唐代诗人王昌龄写下“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黔阳古城，早已声名鹊起，相比之下，曾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高庙遗址显得“低调”很多，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贺刚：大家都知道，安江盆地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文旅资源有二：其一是以安江农校为代表的杂交水稻发源地；其二是以高庙遗址及其出土物为代表的反映中华文明起源的远古遗存。怀化市今年委托南开大学做了一个《总规》，将二者统合在一起，组构成安江农耕文化旅游区，其发展定位是世界农耕文化旅游目的地。安江农校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用“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 的品牌效应符合农耕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定位。高庙遗址及其出土遗存的核心价值和最大亮点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因此，我建议作为怀化旅游金三角龙头的安江盆地，除了以安江农校为代表的杂交水稻发源地外，必须充分利用高庙遗址这块金字招牌做文章，个人认为洪江市安江盆地较准确的旅游发展定位应当是世界杂交水稻起源的朝圣之旅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寻根之旅。

那么，如何将高庙文化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转化成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呢？我觉得在建设高庙遗址国家考古公园时要注意抓好两个关键点：一是打造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文化标志物，用高庙文化中的古老文化元素，通过创意设计，打造吸引人们回望历史、不忘本来、传承文化的唯一性文化实景，把旅游“金三角”打造成记住乡愁、寄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二是配套开发与高庙文化密切相关的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