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是一部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其团队的真人真事的纪实文学，从一九八一年伊始至二0一五年出版问世，历时三十四年。如果以二0二一年再版计，可以说历时四十年整。

一

一九八一年金秋十月，《湘江文艺》（原《湖南文学》）编辑部李鸣皋（林河）来安江，说受省文联主席康濯委托要我给袁隆平写一篇报告文学。

那个时候袁隆平虽然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但除了种植杂交水稻粮食大增产而不再挨饿的农民，社会各界知道他的人並不太多。我因系文革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与三结合到地革委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有过特殊交往，也曾进驻安江农校（已被地革委占用，农校迁往靖县与农科所合并），对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有所耳闻，只是未曾谋面。安江农校对我来说也並不陌生，诸如袁隆平的朋友李代举、李纪春、曹延科、黄渊基同我也有交往，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校的群众组织与我同是一条“战壕的战友”。

这天下午，我们没有惊动学校领导，在上班时直接赶到袁隆平的小院落。那个年月，家家户户的房门都是敞开的，他在房间里可能听到了动静，起身笑面相迎。李鸣皋递上介绍信一边说明来意。这是一间十来平方的简陋小客房，水泥抹平的地面，临窗一张书桌，上面堆着一叠书刊，还有一盏台灯。墙上除了悬挂着嵌在镜框里的特等发明奖证书，可谓空徒四壁。我们三人成品字形就着四方小餐桌而坐，没有沙发，坐的是折叠式靠背木椅子。我们同袁隆平第一次见面是有备而来，他似乎是胸有成竹。袁隆平谈起研究杂交水稻这件事时，就事论事，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了不起。李鸣皋将一台录音机摆在袁隆平面前，发出轻如游丝的转动声。我仰头望着他，认真地聆听，不断的频频点头，生怕打断对方的思路，很少插话，也不记笔记，而是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录下来，不翔实或遗漏的内容就在稿纸上开个天窗，待下一次采访补充。他谈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挥着手笑道：“就是这么回事，国家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

李鸣皋关掉录音机说：“袁老师，您太谦虚了。今天我们联系上了，明天再来向您请教吧！”

“你们住哪里，方便吗？”袁隆平又补充说：“我们学校没有招待所。”

李鸣皋说：“我住在黔阳县招待所，老彭是安江人，黔阳一中毕业的，在氮肥厂工作。”

袁隆平感到很奇怪，康濯为什么要我来写他？李鸣皋就如实相告我们的情况。他是通道人，原在黔阳地委《群众报》办报，调省文联后打成右派，在长沙拖黄泥巴（做藕煤用的）卖为生，说我文革前就是康濯和张天翼吸纳的“中国作协湖南分会”会员，一踏入“作家”的门槛，因家庭出身不好便被封杀，如今拨乱反正，打散了的队伍重新登记。

“同是天涯沦落人！”袁隆平轻轻感叹了一声，然后侧转身说：“我在黔阳一中代过课，氮肥厂嘛，就在一中对面，如果不隔着电机厂，我们还是邻居呢！”

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起身告辞，袁隆平执意送到大门前，才热情的握手再见。

在回家的路上，李鸣皋对我说，袁隆平能获得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来的，谨言慎行，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第二天，我们仍然是下午上班时去采访袁隆平。我们坐下后，袁隆平提起竹壳热水瓶，沏上三杯茶，倒是他先口道：“康濯同志身体还好吗？文化大革命时，《湖南日报》第一个点名批判的就是他，《人民日报》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是不是？”

我说：“是的，你还记得！”

他说，怎么会不记得？六六年六月四日，黔阳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我们农校，“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抓黑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人在劫难逃，他差点关进了牛棚。

他说到这里，我趁机故意反问为什么要批判他关牛棚？一石激起千重浪，他睁大眼睛望着我们，轻轻的拍了一下桌子，大声笑道，就是因为他在搞杂交水稻试验，说过农业“八字宪法”不尽完善，还应该加个“时”字，就给他扣上篡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帽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话题从这里开始，做杂交水稻试验碰到哪些困难，得到哪些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如何试验成功的，像说书似的娓娓道来。

我不禁脱口而出连声问道：“你为什么要搞杂交水稻？是谁要你搞的？”

他用不屑的口吻笑道：“饿死人了，要吃饱饭，我是学育种的，这是我的本行。”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如果明知是件好事，也不会轮到他头上。当他讲到如果没有孙旭涛、华国锋这些领导的支持就没有杂交水稻，我接过话头说了我与孙旭涛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在粉碎“四人帮”后，打成黔阳地区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被隔离审查四年至八0年才解脱。我们就这样信马由缰，像老朋友叙旧，又谈了六个下午，每次两个来小时，从而获得了第一手翔实的资料。

由于采访得深入，素材丰富，这篇稿子就一气呵成了，大约三、四千字，题为“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获得者”。原本是《湘江文艺》约稿的，为了扩大宣传范围，我是黔阳氮肥厂工人（化验员），就寄到北京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发表。

两年后，湖南人民出版社郭晨来信，说他们拟出版一本全国各个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名人的传记性专著—《中国心》，里面要收录《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获得者》，篇幅在七八千字左右。我将原稿充实整理后寄给了郭晨，以笔名“夏云”署名。

其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百废待兴，我重操旧业，担任黔阳县文联主席，写写杂七杂八的文字，混了十来年，没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就心灰意冷随大潮下海了。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中)，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右三)等领导出席会议

二

二0一三年八月中旬，我正在新晃为《边城晚报》企业家专栏写报告文学。突然接到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刘有元的电话，说他和伍元峰、汤大志、罗铨通、周竹波，拟开发稻作文化旅游产业，组建“湖南安江隆平国际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袁隆平老师受聘为总顾问，聘我为首席文化策划。

是年九月初，我偕同公司五位股东赴长沙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拜望袁老师，我握着袁老师的手说：“袁老师，一九八一年在安江农校我采访了您七天，为您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您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袁老师略加思考，抬手一挥，出口成趣说：“三十二年前，弹指一挥间！”

为弘扬“隆平精神”，公司决定撰写一部袁隆平专著。我身为首席文化策划，也就责无旁贷了。但我手头只有袁隆平从萌生研究杂交水稻到成功后全国推广，并获得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十几年的资料，然而他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至今近五十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创立也将近三十年，还有他从出生、求学到安江农校从教这又是三十年，也就是说袁隆平不平凡的八十年的生平，我才看到冰山一角，要写出一个真实的袁隆平谈何容易！就算出于当年的交情，纵使袁老师屈尊降贵接受我的采访，但他的时间已经不属于他了。他不仅是中国的袁隆平，而是世界的袁隆平了。

我正感到一筹莫展难以为继，在接待我们的晚宴上，遇到了几年未见的袁隆平的得意门生——陈才明。他在怀化市任物价局长期间，与同是安江农校毕业的炎帝故里考古学者阳国胜曾邀我筹建“隆平文化研究会”，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不久，袁隆平再三向省委要求，将陈才明调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担任主管财务的副主任。当得知我要来写袁隆平，他说虽不说非我莫属，但定能担当此任，表示大力支持并提供有关线索，因为每个人的科研活动都要到他手上报账，大致情况是了如指掌。通过陈才明的穿针引线，我与袁老师的秘书辛业芸接上了头，她赠送了一本由她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陈才明又约来曾任隆平高科国际贸易部总经理方志辉研究员与我见面，仿佛要写他似的他将出版了的《十年一探》《七年马义奇》供我参考。虽然这些资料十分珍贵，但于我来说，只能算是孤立的片段。如若要写出一个完整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得沿着袁老师师生三人科研小组的足迹，从安江出发，重走了一趟向研究杂交水稻进军的旅程。我前前后后采访了李必湖、尹华奇、罗孝和、周武彩、邓华凤、黄渊基、张振华、陈才明、方志辉、汪兰香、肖晓群等大约二三十人，上百人次，他们有的是当事人，有的是见证者，有的是知情人，有的是旁观者，有的是道听途说，哪怕是一鳞半爪，我随即尽收囊中。如此，我搜集（包括摘抄媒体报导）到了六十多万字原始素材。据此，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反复梳理，去伪存真，构建起初步框架。我历时十月写出了初稿，蓦然回首，发现当年的袁隆平只是站在雪峰山苏宝顶，关注安江盆地的人民都能吃饱饭；而今他已登上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胸怀天下，让人类远离饥饿共享太平。

为了便于同袁隆平核实初稿，陈才明安排我长住研究中心宾馆。恰在此时，适逢隆重举行杂交水稻研究五十周年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这次大会规模不大，但规格很高。特邀了杂交水稻发源地的中共洪江市委、市政府。袁老师口头邀请我与新闻媒体的记者坐在嘉宾席。这次大会倡导节俭，没有鲜花，没有彩旗，没有礼炮，更没有美味佳肴和名贵烟酒，只有清茶一杯，全体嘉宾一律吃自助餐，不浪费一饭一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会最后一项议程，袁隆平院士从主席台靠边不显眼的座位上缓步走到发言席前，非常谦恭的向各级领导和全体嘉宾深深的两鞠躬，然后真诚的致答谢词。

作者彭仲夏(中)与湖南安江隆平国际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合影

会后，我将大会的盛况和袁老师的答谢词充实到书稿之后，定名为《米菩萨》，请袁隆平认可。他看了连连摇头，说郴州的农民兄弟为他雕了一座白汉玉石像，花了六万块钱，他坚决反对，没能制止，于心不安。他说就叫“大地之子袁隆平”，他就是大地的儿子。

我总觉得这个标题还是言不及义，就去找红网的董事长舒斌商榷，他是黔阳老乡，与邓则沾亲带故。舒斌说袁隆平是我们湖南的宝贝，省领导看重得很。于是我就将书名改成《国宝》，袁老师看了哈哈大笑，说“国宝”不就是熊猫吗？显然他是不同意这个书名。

我回到宾馆房间一边修改稿子，休息的时候就思考书名，突然想起曾看过一部电影，写海军踏平惊涛万里浪，里面台词有一个海魂之说。我灵感上来了，挥笔在书稿上写下《国魂》，立马去找袁隆平，他见我兴奋的神色，就放下手头的工作，同我到隔壁会客室，并排坐到高档皮沙发上，研究我取的书名。

他略加思考，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这个题目太大了，我算得什么，无非是增产了几斤粮食，我实在担当不起，就叫《大地之子袁隆平》吧”。粮食就是生命，维系社稷兴衰，关乎庙堂安危。我坚持用《国魂》，他坚决不允。我笑着对袁老师说：“到底我是作者，还是您是作者？书名是由作者定的嘛。”他无奈地笑了笑，我说就这么定了。

接着我马不停蹄赶回怀化，与伍元峰带上书稿去省政协找到欧阳斌副主席，他曾任怀化市委书记，请他作了《序》。然后舒斌陪同我前往湖南文艺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舒斌是湖南宣传系统党的十八大代表，名重一时，出版社社长设饭局盛情接待，表示能有幸为袁隆平出书，是求之不得，当即委派资深编辑刘茁松担任责编，申报书号、审稿、排版同步推进，我又延请学友、书法家杨帆题写了书名。

书成后，经省委宣传部认可，由红网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二十几家媒体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首发式，出席首发式的有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省科委、省农科院等领导以及怀化市委宣传部领导，洪江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董泽有，洪江市文联主席蒋丽君，安江隆平国际文化传媒投资公司负责人及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全体科研人员。袁隆平院士亲临首发式，发表了“人就像种子，要做一颗好种子”的讲话，并为嘉宾签名赠书。（文/彭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