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春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搜奇揽胜足见人间百态，世事沧桑突显时代印记。这里记载的几则错用农药引发的事件，值得玩味，引人深思。

“文革”逼人喝了农药

那是“文革”后期，斗批改阶段吧。那年我十五岁。正上中学，学校在湘西小镇龙船塘，离家还有七八里地。我在我父亲工作的公社供销社借住。父亲是供销社主任，算是本地“有权有势的大官”了，因为镇上除了有十几个干部外，就数供销社人多势大，算上各村的代销点，有四十几号人呢，那时没有私营商店全镇方圆几十公里数千人的日用商品供应、农资销售乃至经济作物的生产指导都靠供销社。

“文革时兴工农兵管理，在城里工人阶级管理机关、学校，在乡下便是贫下中农管理，于是供销社就进驻了“贫宣队"，为首的是肖队长。

按上级指示，供销社成立了“斗批改"领导小组"。肖队长还不是最大的官，最大的官是县供销社派来的姓赵的组长。赵组长肖队长加上我父亲，这就是“斗批改”小组全部成员。

“斗批改”的基本任务，就是“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

班子成立了，总要干点事。斗谁批谁?供销社四十几号员工，全是工农兵红五类出身。正在犯难时，有人反映，老职工余家升在解放前当过甲长，甲长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村长。

这下可抓到了大鱼！

这个余家升我要多说两句，他秃头胖墩，五十多岁，无儿无女，成天乐哈哈爱开个玩笑，对人也善情。我们小时候没少吃他给的棒棒糖。

就是这么个人，晚上给提到我父亲的宿舍兼办公室里来了。

房子里摆两张床，我正躺在那张带蛟帐的小床上。我看得见房子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却看不见我。

三个提审官坐大床边。余家升被强按跪在水泥地板上。

“余家升，你听好，我们代表组织审查你，只许你老实交待，不许你狡辩。说说你是怎么当上伪甲长的。”

“赵组长，肖队长，陈主任，我真是冤枉啊”。余家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他的当官史。

解放前一年他才十九岁，刚到选举的法定年龄。那时实行保甲制度，一乡为一保，一村为一甲。因为临近解放了，乡亲们都知道国民党的政权长不了，都不愿在伪政府当官。可是不选出保甲长上面不让过关。无奈之下只好抓阄，听天由命，谁抓上谁当。全村几十条男子汉偏偏让他抓上了。好在当甲长也没甚事，只是上面让派捐税叫他挨家挨户催，通知开会，他提上面锣边敲边喊“开会了，都到打谷场开会呢!”甲长当了刚一年，解放的枪炮声就响过来了。后来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他那个甲长就不作数了呗。记得乡人民政府成立那天他还举着小红旗，带头喊口号呐。

提审余家升的事在我父亲房里进行了好几次，每次都搞到大半夜。照例是三个提审官轮番审问，余家升跪地土流鼻涕抹眼泪，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套现话。后来怕上级来捡查“斗批改”成果，龙船塘供销社过不了关，赵组长说要加点猛料。我父亲说老余这人我了解，当伪甲长这事是运气不好撞上了，在单位这些年也没见做什么坏事。话没说完，赵组长就呛了他一句“老陈，注意你的阶级立场！”

记不清是第几个晚上了，那一夜我躺在带蚊帐的那张小床上，几次三番被喝斥声惊醒，后来，赵组长恼怒地一脚踢倒余家升，喝道“再不老实，明天给你挂牌子游街!”

打发走余家升，赵组长伸伸腰道“老陈，还把你扫桶子的糖沫沫来半碗吧，老子都饿死了，下午吃了四两米，肚子早空了”。

我父亲佝偻着身子，到楼下门市部将卖剩的半桶饼干腾到一只新桶里，那下面自然就余下些许残渣，拿苕帚扫得半碗。其实，赵组长每天审人到这时候都得来点垫肚的，革命者也不都是钢铁练成的，他们每月二十四斤定量米，又没任何副食油水，有的还要捎点回家养妻子崽女哪够哇。虽然肚子空着，革命的原则性纪律性还是要讲，吃点扫桶子沫沫糖，不算沾公家便宜吧?

我父亲端着盛糖的碗上得楼来，赵组长没来得及吃一口，就听搂下有人大声喊：

“快来人啊，余家升喝农药了！”

赵组长糖也不吃了，趿着鞋就往楼下跑，肖队长和我父亲也赶忙跟了去。我一个机灵爬起来，鞋都没穿跟着蹬蹬跑下去。

在职工宿舍门口马路边，余家升半躺在地上，嘴上直吐白沫。有人扶着他的腰身，有人掐他的人中。我父亲叫人喊卫生院的王医生来。

几分钟时间，王医生到了，叫人按住余家升的两手两脚，准备先给他打强心针。针剂都还没配好，按手脚的人说“手脚都僵了”。王医生用手探了探鼻吸说，没救了。

折腾了好一阵，天亮了，有人拿来两根条凳一块门板将那僵户摆上去。镇上走得动的人差不多都围拢来了。三岁崽伢们泪眼汪汪止住了哭，上年纪的老头子老婆婆有的摸摸他的手背，叹惜道：“一个欢乐和尚走了。”也有胆大的嘀咕：“搞运动就把人搞死哇。”

这时候公社干部也赶来了，和赵组长肖队长几个咬耳朵商量了一下，对着在场几百号群众宣布：历史反革命余家升畏罪自杀，对抗运动，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接着便按排人写标语，布置大批判会场。

镇上所属单位都派代表上台批判发言。手工业社的批判他好吃懒做，妇联的批判他嘻皮笑脸调戏妇女，供销社的批判他卖糖时连包装纸都算了斤两，小学校的学生代表批判他买纸包糖棒棒糖给人是放糖衣炮弹。赵组长更是发现了惊天秘密，说余家升解放前当伪甲长时就参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他口里装的大金牙就是微型发报机。

余家升喝农药“敌敌畏”死了，发臭的尸体埋在镇子对面山坡上。他一生无儿无女也没

人扫墓，日蚀雨淋，杂草丛中的坟墓也平了。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个整人的赵组长据说后来也被人整过，但他整死人的事从没被追究过。 “无疾而终”熟悉他的人说，他后来退休在家还成天看书看报，一天洗过头，靠床头看书，一声炸雷响起把他炸翻床脚，无伤无痕，死了。

有人说他过去整死人，遭了天报应。其实他死的那天刚洗过头，湿头发靠在电插座旁，外面打雷，雷电窜进来打死了。

我前些年又回镇上给老人“ 挂青”。在坟山上，我问当地人，可知道供销社有一个人当年喝农药，死后埋在这里的人?几个年纪比我轻的都说不晓得。

一个五十来岁的壮汉眉飞色舞地说：要说农药药死人，这镇上还真不少。 “看，那片坡上一次就埋了四个药死鬼”。

夫妻吵架 毒死四人

我随壮汉进到村里。这里还是我早年离开时的模样，一栋新屋也没有盖。村长是快六十的老头，他叫我在他家屋场坐下，舀一瓢凉水给我喝着，说：“村里这些年是人越来越少，田山越来越荒。原来我们那一辈人大都随子女进了城，几个在镇上做手工，留在村上的还有几个，过六十的人了还在捏泥巴坨坨。 “唉，”他叹一口长气说，还有好些个都过世了。有湾里的中保，坡上的宗其进财，那一年一次就过了四个。

“都怪宗其他婆娘，为夫妻吵架点小事，下毒害死了四条人命”。

那时还是出“集体工”的时代，农民在生产队里做工靠“工分”吃饭，男工一天记十分，女工一天记六分。可苦了那些农村妇女了，一年四季酷暑寒冬天天和男劳力一样下田上山出苦力，劳动间隙，男人们可以抽袋烟喝口凉水，女人们趁着这机会赶忙打猪草，哺乳期的妇女则快速往家跑，给孩子奶上几口又赶回来做工。

宗其的婆娘那时才三十出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出了工回来还要忙着烧火做饭。那边猪栏里两头小猪哦哦直叫，这边灰头土脸的三个孩子扯住妈妈衣襟哭闹着喊。山里人家的土火炉就是地上挖个坑，支上三块砖。灶不好柴又湿，那婆娘弄得满屋子浓烟，火就是旺不起来。

“背时婆娘，你是烧阴火呀!”

收工后又顺带砍了一担柴回来的男人口到手到，手掌重重地辟在女人满是灰尘的头上。

女人煮了人食又煮猪食，服待一家人吃的同时又端起一大盆猪食去喂猪。收拾完碗筷，哄好三个伢崽睡下，该是小半夜了吧。女人累垮了，象一棵锯断的松树，摊倒在床上。男人抽完一袋烟，觉得还要做点什么，一只手就摸到女人裤头上去了。女人嗡一声不耐烦地转过身去。男人偏还要。女人说我快来红了。男人说那赶紧，要不又要等好几天了。女人不干，男人要强来。

女人骂道：“骚猪公!”

山里男人最疾女人骂骚猪公，那是吃了食不长膘专供配种的公猪。

男人听到这话，一脚将女人踢下床。那脚刚踢到女人的私处，那红的就真的来了。女人就发了疯，一边跺脑壳炮打的骂一边在男人脸上乱抓。男人脸上被抓出血痕，明天上工怎么见人?于是骑在女人身上，挥拳一顿暴打。三个崽女被吵醒了。五岁的老大抓住爹的手叫他别打了，三岁的姑娘用身子护住妈妈，另一个未满周岁的伢伢吓得大哭大叫，一泡屎尿拉在被裖上。

天亮了，出工的哨音响了，男人提把锄头上工去了。女人抱起小的扶起大的哭成一堆。哭完了，哭累了，家里的活路还得她做。扫了院，喂了猪，洗了一家人昨天换下的衣服。她呆坐了一会，觉得实在委屈。农村妇女委屈了会干啥?回娘家!

她一个包袱提了娘四个换洗的衣服，里面藏了罐农村最值钱的茶油。出门前她想起一件事，不能便宜了那个骚猪公，得给他上点眼药，让他也难受难受。男人好酒，平日里一个人也要整个三两。床下的塑料沽子里还剩有大半桶米酒。靠内角放一个农药瓶。女人想想往酒里掺进去一小杯农药，估摸着男人三杯酒下肚会痛得在床上打滚但绝出不了大事。女人把酒沽子摇匀了，放回原处。

女人怀里抱一个，背篓里背一个，手里还拉扯一个，一路上不禁为自己的设计得意地笑了。

女人回娘家了，宗其一个人守着老屋过日子。刚开始两天，出工回来，给自己和栏里的猪煮了食吃，悠闲地抽袋烟，少了伢崽的吵闹婆娘的烦，日子仿佛还清静许多。

到了第三天，熬不住了，无名的孤独袭上心来。正午，他拿出一瓶邵阳大曲，自顾自地就着酸菜下酒。刚进两口，坎下的再兴扛架犁从他门前过。

“喝独酒哇”。

“背时婆娘走了，弊屈死了”。

“我陪你?”

二人各喝了三杯，喝到兴起，举起筷子划起拳来。

“两哥好哇，一对宝哇，三星照哇，四季财呀”。酒令声传过山湾，对面坡上挖山的中宝和进财都听到了。

宗其站起来，向对面坡招招手：“敢过来和老子干一瓶波!”

中宝和进财平日里见了酒就是命，扔下锄头就往这边跑。

雪峰山区隔山隔沟招手对话，跑到一起却要半个时辰。等二人跑到宗其家，那一瓶白酒己是底朝天。

宗其见四个发小到齐了，进灶屋再炸了碗花生米。中宝说“叫老子们来喝牛尿哇？”宗其提出那个大塑料酒沽子，笑道：“酒有得是”。

“米酒？”后来的二位觉得这农家自酿的酒，度数太低，不过癔。于是从灶屋拿出四只大碗，一口一碗斗起来。不大一会，酒沽里十来斤米酒就干光了。

中宝是最先倒下的。他起身拉尿，厕所门没拉开就倒下了。进财嘴里卷着舌头“你，你，你真没用，两斤米酒就干拉稀了”。

众人把他扶起来，见他日吐白沫眼球翻白，以为他醉酒历害了，手忙脚乱扎了个担架抬着往镇上卫生院送。

到得卫生院，医生稍一检查就说是农药中毒，问他们中午吃了什么。三人面面相嘘，连喊“拐了，拐了”，顿时又倒下两个。

四个一起喝酒的当晚就死去三个。宗其庆幸自已先前先喝了半瓶白酒，那掺了农药的米酒喝得不多。主治医生却对守护他的乡亲说，酒里掺了农药挥发得更厉害，没救的，他这样的死的更难受。

果然，到后半夜，宗其撕心裂肺地在病床上打滚，嘴里直骂：“背时婆娘，你害老子....."

卫生院门口一长溜摆了四个药死鬼，还没上山,下药的宗其婆娘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在娘家住了三日，爹娘开导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何况你男人还不是那游手好闲的孬种。她也掂念栏里的猪，笼里的鸡鸭，于是心里的气烟消云散，打点包袱背起崽伢回家了。

一路上她想起丈夫平日里对自己的好，念着三个孩儿一天天长大，到年底栏里的猪长大了，一头给公家送任务猪，自己家还有一头过年猪....

她高兴得甚至哼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多么幸福多么欢畅.....

生产队一位邻居大嫂老远就望见她，喊：“桂莲呃，你作死鬼呀，四条人命啊！”

宗其婆娘听了原委，吓懞了，半晌回过神来，问道：“我毒死了这么多人，怕要坐牢吧？”

“你该吃花生米哟！”

吃花生米就是吃枪子的意思，到秋天宗其婆娘那个叫桂莲的农村女人就被枪毙了，留下三个儿女分给亲戚家了。

麻将桌上一口喝下“补脑汁”

过去年代，缺吃少穿，历经磨难，一些人用农药下肚了却一生，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可日子好起来后，也有喝农药的。

改革开放后城郊普遍富裕起来，在物质生活逐步提高的同时，如何引导人们进行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了社会的一大难题。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加上种植杂交水稻，普及农机具，以及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农民在田间的劳力减少了大半。农户一家除有一二人在外打工，余下的人干完农活仍然有许多闲暇时间。这些人看电视赚节目不丰富，跳广埸舞提不起热情。于是一些不良习俗就钻了空子，打牌赌搏就是一种。

我有一亲戚家住怀化市郊国道与高速公路三叉路口，前些年在路口办了个小卖部附带做点饭菜，街坊邻里总爱在这聚聚。城里打牌赌博风刮到这里后，小买部又兼营牌馆，每天都开有两桌字牌和麻将。字牌从加成玩到红拐弯，麻将从推倒胡玩到转圈坐，时间越坐越长，赌资越下越大，有时几场牌下来赌资能买架犁田机。输了的卖掉家当卷土重来想翻本，赢了的花天酒地，黄赌毒都来了。

老板娘叫“宽嫂”，生得身高体胖腰圆脸宽，为人更是热心肠胸襟宽。她开场子每天能收台桌费几百元，可时不时得“顶角”，逢上人家糊个大胡子，她一天场子就白开了。这天有一桌麻将三缺一，牌客又叫她顶角。她因连输了几天不想上，那三人便起身要到别家牌馆去打，她一狠心又招人家坐下开起战来。

人说要背时喝凉水都塞牙。她这天从开战到中午就没糊过一把牌，刚糊了把小胡子，人称王顺的牌客从镇上赶集回家路过这里。王顺手上提只黑乎乎的大酒瓶，进屋就喊“宽嫂子，让个位，你王哥来摸两把。”宽嫂心有不甘说：“输垮了，刚开糊哩！”王顺把酒瓶子往牌桌下一塞，一屁股硬挤进去：“你下去搞饭去，哥赢了给你开红”。

宽嫂从牌桌下拿出那个大瓶子，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嘟嚷：“你个酒鬼，马尿瓶子这么大”。王顺正在码牌，不经意地道：那比马尿值钱哩。

俗话说一个矿洞掏久了总会出金，这王顺一坐上去连摸了好几把，还糊了几个大胡子。这边宽嫂把午饭也做好了，并做好了一荤二素外加一个鸡蛋西红柿汤。

“吃饭吃饭，吃了再打。”宽嫂解下围裙，招抚那几个牌桌的客人。这桌的王顺手气正好不肯下“哥再摸两把给你开红”。宽嫂只好又回到厨房里，嘀咕遒：“你个财佬勾，天天赢了就跑，哪天你给开过红？”她一眼看到王顺赶集提回来的那个大瓶子，叫道：“王老抠，你这瓶酒给大家喝算了。”边说也拧开了瓶盖。王顺在那边大声喊：“那不是酒！”宽嫂将瓶子放鼻子下闻了闻，自言自语：不是酒就是补脑汁，老娘也要沾你点便宜。咕一口，味道不错，咕咕又一大口。

“那是乐果，是农药!”

“王老抠，吃你点补脑汁你骗老娘是农药，农药有那么好味道?又香又甜的。”提起瓶子还要喝。

王顺这下真急了，推开麻将朴过来：“你个憨宝，农药补脑汁都分不清了!”宽嫂提起那大瓶子叉看了看，那上面印了个大大的鬼老壳，人一急，就站不稳了，倒在地上四脚乱蹬。

打牌的人全散了，有的喊：快给她灌肥皂水，有的赶忙打120叫急救车。

宽嫂在医院躺了一天一夜终究没救过来，他老公从打工的城市赶回来，要找王顺算账。王顺低垂着头说，又不是我叫她喝的。后来这事闹到法庭上，法官判：宽嫂开牌馆聚赌，有错在先，负主要责任；王顺保管农药不当，也有责任，承担所有丧事汇用。

宽嫂死了，牌馆转给了别人。那家人将门面装修了一下又重新开业了。每天来打牌的还是那些人。只有王顺再没去打麻将。有牌友碰见他约他去，他说：“只怪我那天赢了钱不让位。那牌馆我不敢再去了，再去宽嫂要找我开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