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节，作者兄妹五人回访故乡大坡头。中间二位老者是当地老乡。

1972年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季，我在西去的军用闷罐火车里挤了三天三夜，到西北边陲敦煌当兵。解下尘衣不几天，一封来自万里之遥家乡的信件使我着实激动了好长时间。那是一份打印的表格和简短的附言，通知我已被吸收为黔阳县业余文艺创作骨干

我从来把文化人看得很高的。16岁当民工修湘黔铁路时，同工棚里一位叫禹世安的知青会吹笛子，很使我敬佩。一天他去民工团参加宣传会议，回来眉飞色舞地向我述说见到县里新闻专干的情形。一样的装束，一样的土音，特别是那“专业新闻工作者”也写错别字，还出了一个“跳进零下十几度的水中”这样常识性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

从那时起，我确认，我也能写作，至少当个“业余”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快板，写对口词，写自己认为是诗别人看作顺口溜的东西。20年后，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勇见到我，说他当年主编《湖南工农兵文艺》时就收到过我的写在练习本上的稿子。

“县文艺创作骨干”，我认为是项很高的荣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填各种覆历表时，我都写进了这项内容。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年县文化馆寄给我的那份通知单。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汽车团修理连，并即被派往青海柴达木油田汽车大修厂学习。“八一”前夕，《青海石油工人报》的一位通讯员鼓励我给该报副刊投一篇稿子。我将不久前写的《本色》抄写在一张大红宣传纸的背面交给了他。1973年建军节这天的《青海石油工人报》副刊用几乎一个专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可称为散文也可称为小说的文章，后来《青海文艺》杂志又转载了。这便是我的处女作，也是全团官兵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许因为这，柴达木学习结束后，我被调到团宣传股报道组。

团宣传股董宗祥股长很关心下属的进步，他交给我两大任务，深入生活、学习理论，并着重强调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我说这文章我读过，读过许多篇。我的少年时期是在一个极偏僻的山村渡过的，整个山头就住了两户人家，且没有同龄人，我没人玩没地方玩又极爱看书，可那时那地方又不让看其它的书。《毛泽东选集》四卷是家家都发有一套的书，我便一遍遍地看，一字一句地领会，从那字里行间特别是从那注释里体味山外的世界，窥探中国历史的风云。

董股长说，你现在是“专业”写作者了，用你现在的眼光去重新学习会有好处的。

从那时起，近20年过去了，我遵循的是导师的那句话，文学艺术为社会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从军十余年，我写兵，写了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茁壮成长的兵；在地方宣传部门，我围绕党的宣传中心，在写内部材料的同时，耐不住笔瘾，时不时抒发一些文学感慨；到新闻单位这几年，主编地方党报文艺副刊，编的写的也是党的宣传纪律允许范围内的文字。

老实说，我没犯过错误，从文30年，哪怕是稍稍出格的文章都没写过；更老实他说，我没出过成绩，当年与我同时起步，被列为《解放军文艺》重点作者的李存葆、刘兆林、李斌奎、刘震云，还有更后一点的莫言等都成了大气候，我呢?悲乎，谁知斯人也?

同是种子，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刚刚破土即凋萎了；有的沉睡千年，终成腐土。这除了土壤里的温度湿度等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种子本身吸收养份的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作为作者，就是他的灵性、悟性和勤奋踏实的写作态度。

我也有过稍稍“辉煌”的时期，那偏偏是我处境最差，时间最紧张的战士时期。

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生活说来让人发怵，从西宁到拉萨，绵绵四千里，途中要过茫茫戈壁沙漠，几日几夜的无人区，还有被称为“生物禁区”的高原雪山。我跟车队执行任务，一上去便七八天吃不下东西，吃下去也呕吐了，靠打葡萄糖维持。作为车上的新兵助手，到站后擦车、打背包是每天必须干的活。高原汽车兵擦车是一项无可比拟的精细的拼毅力的工作，自觉的工作。擦一辆大卡车只有两块擦车布，一脸盆水。人钻进车底盘仰面朝天躺着擦。一个小时过去，那车该亮的地方全透出亮来，而擦车人却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干净之处。回到内地，我见到这里保养清洗汽车的条件是如何之好，但未见一辆车有高原车那般呈亮，不禁慨叹高原汽车兵的觉悟。

擦完车，参加完连队的政治学习，剩下一段极短的时间才是我的。我将蜡烛“栽”到墙壁上，趴在背包上写起来最近写的《热血浇铸的文字》。

我在那环境里写出了《保险》《战士的爱》等小说，那独特的高原汽车兵的生活引起了军内外的注视，发了评论，获了解放军文艺奖，并被列为建国30周年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成果收入选集。20出头的我被选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委员。

得力于什么?那便是导师在《讲话》里告诫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我有了生活并有了对生活独到的理解，我便有了创作。

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我懂得了敏感是记者的基本素质，很难想象那种对事物麻木不仁或只看到事物的表相不从本质上作深入探讨的人能写出好新闻来。新闻工作者如此，文学工作者又何尚不是如此?

大前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一位开个体饭馆的邻居对我妻子说，如果想要抱养女孩的话他的饭馆附近有。我们家兄弟姐妹中当时生的都是男孩，很喜欢有个女孩，但我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紧，抱养孩子是很难上户口的。可是作为记者，我觉得有必要去见识一下，于是我和妻子去了。见到了城郊僻巷里那一窝连着一窝的超生孩子的据点，我敏感到了，这是计划生育的死角。计划生育工作如果不着手解决这些死角问题，终究是堵了东墙漏西墙。

于是我打算写，站在推动全局工作的高度写。于是找了些有关部门，了解了些宏观的材料。于是就有了那篇用文学笔法写出的通讯《怀化城郊的偷生游击队》，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羊城晚报》画成“怀化超生游击队”的漫画发表，“超生游击队”成了违反计划生育的一个专用名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近十余年来，由于前期从事党委宣传工作写内部材料，后期从事报纸编写，任务压头，没了大块的时间，也没有下狠劲挤时间，十足成了碌碌无为之人。在碌碌中划了些不甚动脑筋的文字，姑且叫做“新闻文学”吧，记下些平日里下乡见到的趣闻趣事、名胜古迹、山水人情，但真正令我稍为满意的作品至今没有出笼。这次回头看了一下这20年来写成的东西，抽出其中至今觉着仍可人目的百余篇，草草结成二集交出版社出版。这里用得着一句古话：弊帚自珍。自己留着是个总结，收藏；别人初拿到手，也许不胜珍重，说不定哪天用着它查对个资料什么的，这“弊帚”就起到了扫尘而使珠宝生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