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力量。在疫情和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双重背景下，准确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重大风险预警系统，对维护金融稳定尤为重要。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本质

根据中国证监会定义，由单个机构或少数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或者是财产的巨额损失引发的整个金融体系崩溃，并且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向冲击的风险可以被定义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主要特征总结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复杂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初始积累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传染渠道的多样性和关联性，以及金融体系结构的复杂性，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复杂的风险类型。二是突发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通常会带来一场剧烈的短期风险，可能引发市场参与者恐慌性反应。三是交叉传染性快，波及范围广，从一个机构传导到系统内部其他机构，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呈现出系统性危机。四是负外部性强。负的外部性以及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巨大溢出效应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重要的特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意识到，过去对于整体性的金融系统监管还存在较大漏洞，仅仅监督与管理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无法很好的衡量与避免金融危机的产生。当面对外部冲击时，各金融行业基于自身行业利益考虑，无法做出全局性的决策，从而难以统筹性的应对风险。那么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发因素有哪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国内金融行业仍将面临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会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世纪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防范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因

一般地，金融市场风险主要包含汇率市场风险、股票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以及已经具备金融属性的房地产市场风险。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传播扩散效应，会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挖掘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对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重要作用。

（一）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是整个金融领域固有的特性，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的内生因素，换言之，就是整个风险的“原罪”。金融的脆弱性在市场上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顺周期特性及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市场上各类潜在风险点凭借连接链条这一扩散载体，遵循风险传播路径，某一风险点的爆发会沿着连接链条向着与其相邻或相关的风险点不断传播扩散，并在这个“原罪”的作用下，相互影响，共同演化，形成联动效应，进而导致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断发生。

（二）经济周期波动。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隐匿于经济发展上行阶段，并不断累积，在经济下行时可能会突然爆发。现阶段，我国经济顺周期因素太多，经济周期波动显著，并不断被扩张放大，进而造成潜在风险的不断积累。当这种潜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突然的剧烈调整，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杠杆率过高。当经济状态处于高位时，会产生经济泡沫且不断膨胀，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当杠杆率扩张过快，会加速经济泡沫的破灭，进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致使我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杠杆率已达到历史高值。过高的杠杆率会造成债务偿还压力过大，一旦出现违约，会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引发信用风险，且近年来债务违约事件频繁发生，违约风险呈现高位运行态势，极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民间融资监管缺失。民间融资活动异常活跃，债务链条盘根错节，风险不断累积，并呈现相互叠加的趋势。当前民间融资增长快，融资模式多样化，如有价证券融资模式、票据贴现融资模式及传统的民间借贷模式等，且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越来越高，有向高息放贷发展的趋势。因其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存在巨大的信用风险隐患，在很多中小城市地下金融的链条错综复杂，规模庞大，风险高且监管缺失，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消费贷款增长过快。在家庭信贷上重点关注消费贷款的过快增长。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刺激消费，我国实施居民消费信贷政策，主要提供居民在教育、旅游及大宗耐用品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居民以消费贷款为主的短期贷款迅速增长，但增幅过快、历史经验不足、覆盖面广且涉及民生，一旦出现风险极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系统风险。

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对比历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发现从2019年到2022年中国的经济工作重心不仅仅注重增长，也十分重视防范风险。

（一）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等内容，这是在谈论实体经济。在金融方面，2020年4月1日，中国的金融服务行业进入全面开放阶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但是在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我们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远远滞后，无法适应实体经济在全球优化配置的要求，也没有办法通过金融开放来促进改革，所以我们要配套实施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

（二）防止“金融链”的脱钩。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被踢出SWIFT结算系统，金融链脱钩的关注度在国内被推至空前，美国会不会将香港地区甚至整个中国踢出SWIFT结算系统，这就是所谓的金融链脱钩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对策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加快金融开放，中央的决策层也出台了很多意见，比如2020年4月9日，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逐步推进证券、基金行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有序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等。

（三）减少行业之间的关联度。以房地产行业与金融行业为例，恒大“暴雷”、烂尾楼业主拒还贷款等把许多银行业金融机构牢牢套住。恒大集团所采用的发展模式就是通过银行借贷来投资房产建设楼盘，再将这些房产通过市场渠道售出以此来回笼资金，同时赚取营收。可是由于房企金融信贷三道红线的要求，恒大集团出现资金链断裂，一时间债务危机开始集中，出现了严重的暴雷。当前房地产行业与金融行业的联系非常密切，交叉性金融业务和产品不断推出，各行业的综合经营也加剧了风险在金融行业内部的传递，风险的交叉传染和叠加共振有可能进一步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我国目前开放经济的特点是准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持续的“双顺差”｡这些特点的组合造成了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复杂性｡我国除了采用传统的财政､货币和外汇政策外，还可以考虑选择其他一些政策工具用于政策组合｡例如，增大汇率浮动区间，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减缓资本流入对货币供给的扩张效应｡此外还可以考虑征收“托宾税”，以影响资本交易的流动方向与规模，近而影响到市场汇率｡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各层级及地方各级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披露机制，构建网状治理结构体系。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以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弥补市场的先天不足，从而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性。

（五）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和投资者心理分析，增强对各类风险的预判预警和应对能力，建立健全应对汇市、股市、债市等重大异常波动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市场逆周期应对措施，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增加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对此，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要坚持分类施策，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寻求最适合企业的纾困渠道；其二，要完善股票质押风险处置方式和流程，压实大股东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主体责任；其三，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其四，建立一套完整的、可以准确反映风险大小的金融预警系统。